撤退的命令来得突然，但没有人觉得意外。
旧关守了五天，毙伤日军近两百，自身伤亡近半。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再不撤，全营都得交待在那里。刘湘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山坡上站了很久，看着那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，看着那七十二座新坟。坟包上插着木牌，木牌上写着名字，字迹歪歪扭扭，是陈翰文一个一个写上去的。风吹过坟头，木牌上的布条在风中飘动，像是在跟活着的人告别。
“走。”刘湘只说了一个字。
部队撤到阳泉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休整。村子不大，百来户人家，藏在山坳里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外面的世界。日军暂时还没打到这一带，算是后方。村民听说来了一支打鬼子的川军，很热情，腾出了祠堂、庙宇和几间空屋子给他们住。有人送来了粮食和蔬菜，有人抱来了柴火，有人端来了热汤。
但刘湘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因为他接到了战区司令部发来的补充命令。
“补充步枪一百支，子弹五千发。手榴弹两百颗。”陈翰文念完电报，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戴上，“营长，就这些了。”
刘湘沉默了。
一百支步枪。五千发子弹。听起来不少，但摊到全营两百多号人头上，每人也就二十多发子弹。手榴弹两百颗，听着也不少，但还不够打一场小仗的。更何况那一百支所谓的“步枪”从太原运来的时候，刘湘亲手验了货——大半是汉阳造老套筒，膛线都磨平了，枪管锈迹斑斑，有几支甚至连枪栓都拉不动，像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这种枪打出去子弹是飘的，能不能打中全靠运气。
“就这些？”刘湘问。
陈翰文苦笑了一下：“战区说，前线各部都缺装备，这还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”
刘湘没有再说什么。他蹲下来，拿起一支老套筒，拉了拉枪栓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枪栓卡住了，拉不动。他又用力拉了一下，“咔”的一声，枪栓出来了，但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，松松垮垮的。他把枪放在一边，又拿起另一支，情况差不多。锈迹斑斑的枪管，松动的瞄准具，磨损的击针——这些枪能否在战场上正常使用，他心知肚明。
他把那支枪放下，站起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山西深秋的空气已经很冷了，吸进肺里凉飕飕的。他对着灰蒙蒙的天空站了一会儿，把那股气压了下去。
“翰文，枪不好，总比没有强。”刘湘说，“挑一挑，能用的留下，不能用的拆零件。让弟兄们先练着。”
赵铁柱在旁边听见了，闷声说了一句：“给咱们一堆破烂，还不如不给。”他的左肩还缠着绷带，左手吊在胸前，但已经在训练场上带着新兵练大刀了。右手的砍刀换了一把新的——旧的卷刃卷得太厉害，没法用了，张狗儿在缴获的物资里翻出一把日军军官的指挥刀给了他。刀很轻，钢口好，比砍刀趁手。
王虎坐在一边擦枪，嗤了一声：“装备靠上级，屎都吃不上热乎的。”他的大腿上的伤口还没好利索，走路还一瘸一拐，但他已经闲不住了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带着他那些当过土匪的兵满山跑，搞侦察、练伏击。他知道正规军的那套他学不会，但土匪的那套他门儿清，在这山沟沟里说不定更好使。
补充的新兵也到了。六十个山西本地的年轻人，最小的十六，最大的三十。他们听过川军在旧关打仗的故事，是主动来投奔的。那天早上，六十个人站在村口的打谷场上，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有的还穿着棉袄，脚上是自家做的布鞋。他们的武器更五花八门——有人背着一杆鸟枪，有人拿着红缨枪，有人攥着一把镰刀。他们站在那里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着刘湘，像是在看一尊从传说里走出来的英雄。
刘湘看着这些新兵，心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想起了石桥镇，想起了黄葛树下那三百多个人。那些人的眼睛也是这样的，亮晶晶的，闪着光。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旧关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“欢迎你们。”刘湘说，只说了这三个字。然后让老兵带着他们去领装备、分宿舍、上训练场。老兵们对新兵很耐心——教他们怎么擦枪，怎么装子弹，怎么瞄准，怎么拼刺。但在训练场上，老兵们毫不留情。一个动作做不好，罚站；一个口令听错，罚跑；一次训练偷懒，罚加练。
“别怪我们严。”赵铁柱对一群新兵说，“现在多流一滴汗，战场上少流一桶血。”
新兵们咬着牙，没人叫苦。
装备可以凑合，但医药是真凑合不了。
旧关一战，伤员一百一十三人，重伤三十五。药品几乎耗尽了。酒精用完了，碘酒用完了，磺胺早就没了，连包扎伤口的纱布都剩不下几卷了。卫生兵用烧酒代替酒精清洗伤口，用破布条代替纱布包扎，用草木灰代替消炎药敷在伤口上。有些伤员的伤口开始发炎、化脓，高烧不退，夜里说胡话。卫生兵急得团团转，跑来找刘湘：“营长，再没有药，那几个重伤的怕扛不住了。”
刘湘去了战地医院——说是医院，其实就是村子里的几间民房，地上铺着稻草，伤员躺在上面。屋里弥漫着一股腐肉和脓血的味道，苍蝇嗡嗡地飞。他一个个看过去，看到那些伤员肿胀发黑的伤口，看到他们因为高烧而干裂的嘴唇，他转过身，走出去，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用力攥了攥拳头，指节发白，又松开，又攥紧，反复了好几次。
他知道向上级要药品是没用的。战区医院自己的药品都不够用，哪有余粮给他们这些杂牌军？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因为没有药而死去，他必须想办法。